当韦伯提出资本主义只产生在欧洲是和欧洲固有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相联系时，面对中国和东亚的经济发展，难道不能从西方学者所谓的过时了的交往法中得到某些启示吗？难道不应该对已经在西方法的发展中被固化了的从传统法到现代法的发展模式重新审视吗？ 三、中国法的特点：关于权力组织形式 （一）传统的观点：东方专制主义 在西方主流的比较法文献中，中国法的另一个特征是东方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威权主义，这和西方的分权制衡形成鲜明的对照。

[101]与此相似，就一穆斯林女生以宗教自由为由拒绝参加男女混合游泳课而言，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指出，由于其未能充分证明布基尼不符合伊斯兰教着装规定，故不能主张宗教自由。尽管为了更好地保障基本权利，观念上一般认为基本权利是绝对的，但实务中一般承认相对性，即可以为保护第三人基本权利或者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基本权利，将冲突的基本权利视为干预基本权利的正当目的。

[47] 究竟应从宽或从狭解释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争论由来已久，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在限制说和外在限制说的争论。该二种法律地位源于自然的亲权及由此而来的父母责任，生父母须互相尊重。[8]参见郝铁川：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法学》2004年第9期，第3-6页。马岭：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区别，《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第3-7页。2）在某些情形下，纵使已经注意到不受损害的调和原则，但一旦作出让步，则该基本权利已经所剩无几。

这是因为：①将基本权利冲突委由立法机关形成，或使立法者产生错误认识，将基本权利冲突等同于法律冲突，将基本权利规范等同于其具体化后的法律规范，以致不能认真对待基本权利拘束，发生将基本权利问题变成制定法解释问题的危险。[10]基本权利冲突概念亦然。对此，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代表了当代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发展趋势的西方有影响的法律思想家，如德国的哈贝马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等，更是替以多党制、一人一票、轮流执政、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为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体系不遗余力地辩护，形成了较为强势的法治领域的西方学术话语。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多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是政法战线必须打好的攻坚战。对于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基本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从科学立法原则出发，提出了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的重要理论论断。

在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他全面、系统和辩证地论述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突出地显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所遵从的党性原则。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

而严格执法中的严表现在哪些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严格执法工作的重点是要严格执法资质、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列宁首先在建党理论中提出民主集中制，后来在国家制度建设中也经常提到，大多在针对地方自治、反对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时提及。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因此，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性的检验不可能仅仅依靠传统法学的概念体系、命题机制和判断方式来简单地推导出理性化的法治要求或者是应然的法治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各项法治工作的首位，并明确提出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3）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

司法行政化问题突出，审者不判、判者不审。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

唯有严肃认真地对待，才能够保证党的政策、方针的执行，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早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权建设的组织原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前提和出发点。在我国现行的宪法制度下，并不存在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鼎立制度下所存在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之争，一切党政机构在本质上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从政法机关做起，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杜绝法外开恩，改变找门路托关系就能通吃、不找门路托关系就寸步难行的现象，让托人情找关系的人不但讨不到便宜，相反要付出代价。总之，坚持政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基本理论逻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关于制定立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所谓总抓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法治工作中，必然有一个纲，纲举目张，而这个纲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从正确处理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本质上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一致的，原理是相通的，功能是互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司法制度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论述法的特征和社会主义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时，坚持把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把政治与法治放在两个紧密联系的逻辑链上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和特色。还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的立法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损害国家法治统一。

（4）人民代表大会本身实行合议制。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性 人民性 民主集中制 。

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才能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的是因为立法不够、规范无据，但更多是因为有法不依、失于规制乃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破坏法治。正是由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一重要命题出发，才从理论形态上彻底打破了西方社会所奉行的法治绝对主义的思想禁锢，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具体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必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德治与法治并举，共同为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必要的法治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为了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以德治国在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中央政治局2016年12月9日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3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相对于法治国家建设来说，法治社会的建设任务要更加复杂一些，一方面要通过全民守法来保证掌握公权力的机关和个人依法行使职权，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全民守法，来使社会公众在内心深处产生对法治的信任、信赖和信仰，提升全民的守法意识、守法能力和守法水平。

有的人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我们一定要警醒起来，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

早在浙江省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在《之江新语》系列政论中的《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保证》一文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各级党政机构，从本质上讲都属于政治机关，都必须要服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处理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基层党组织要服从上级党组织，全党要服从党中央，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运行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优势。

从现代国家治理角度来看，严格执法旨在一丝不苟地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从而来树立法律自身的权威以及在老百姓中的公信力，是政府信赖原则赖以存在的前提。各级国家机关内部都存在党委或党组，行使执政党的执政权，体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依法执政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借用徙木立信的故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说要言而有信。卢梭强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主张制定法律的权力必须集中在体现人民主权地位的民选的议会手中。

法治思想在西方社会中一直有着内在的逻辑上一致性的演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旨在通过全面和系统地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归纳和总结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及特征，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可资参照的理论研究视角，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学术化、学理化，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融会贯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学研究事业中，进一步突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综合治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此，其思想的源头、理论的出发点、重要的理论命题、重大的政策主张等等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现象和法本质的一系列论述涉及法的本质，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剥削阶级的法的特征与本质，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与作用，社会主义法的制定，司法机关的性质、任务与活动原则，社会主义法的执行、遵守与监督以及关于宪法、选举法、基本人权、民法、经济法、婚姻家庭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等部门法的特征、内涵和作用等等诸多方面。